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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向其股东宣告，他即将“归于沉寂”，这标志着他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长达六十年的辉煌职业生涯正步入尾声，也为他一手缔造的这家企业帝国开启了历史性的转折点。
在周一发布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在信中以一句英式表达“I’m ‘going quiet’”，宣告了他职业生涯的重大转变。95岁的巴菲特明确表示，他将在今年年底卸任首席执行官，并正式退出公司的日常管理。
巴菲特同时确认，备受全球投资者关注的下一封公司年度信函，将由他人执笔。不过，巴菲特表示，他仍将通过每年感恩节发布的信函，继续与股东就其慈善事业进行沟通。
这一交接计划已对市场情绪产生影响。自巴菲特今年5月首次宣布卸任计划以来，伯克希尔的A类股股价已下跌约8%。巴菲特在信中称，为确保继任者Greg Abel顺利过渡，他将继续持有“相当一部分”伯克希尔A类股。
在宣告个人角色转变的同时，巴菲特也借这封信函发出了他标志性的商业箴言与道德警示。他严厉批评了企业界的贪婪风气，特别是高管薪酬的无度攀比，为其继任者和整个商界留下了深刻的告诫。
对继任者的箴言在信中，巴菲特对未来的领导者提出了明确的告诫，核心直指企业贪婪。他指出，高管薪酬披露要求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反而引发了企业负责人之间“比谁赚得更多”的竞赛。
“让那些非常富有的CEO们感到困扰的，往往是其他CEO变得更加富有，”巴菲特写道，“嫉妒与贪婪如影随形。”他强调，伯克希尔尤其应避免聘用那些期望在65岁就退休、渴望变得“引人瞩目地富有”（look-at-me-rich）或试图开创“王朝”的首席执行官。
坚守长期主义巴菲特的投资哲学与近几十年来金融业的演变形成鲜明对比。在加密货币等投机性资产兴起、以及交易时间缩短至毫秒级的当下，他所倡导的长期价值投资显得尤为独特。他与股东坦诚沟通的方式，无论是通过年度信函还是在奥马哈年度股东大会上马拉松式的问答环节，都已成为其任期内的标志。
自1962年首次投资当时陷入困境的纺织公司伯克希尔以来，巴菲特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业务横跨“冰雪皇后”（Dairy Queen）、“鲜果布衣”（Fruit of the Loom）等知名消费品牌，以及保险、制造、公用事业和北美最大的铁路公司之一。他写道：“伯克希尔的经营方式将永远使其成为美国的一项资产，并避开那些可能导致其沦为乞求者的活动。”
持续的慈善事业在宣告职业生涯转变的同时，巴菲特也宣布了最新的慈善捐赠。根据信函内容，他已向由其子女管理的四个家族基金会捐赠了270万股伯克希尔B类股，价值约13亿美元。这与他近年来在感恩节信函中宣布的慈善捐赠计划一脉相承。
巴菲特早在2006年就首次承诺，将捐出其持有的全部伯克希尔股票用于慈善事业。此后，他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梅琳达·弗兰奇·盖茨（Melinda French Gates）共同发起了“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倡导全球最富有的人们将自己一半以上的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
点击链接阅读巴菲特致股东信全文，以下为中文翻译：
致各位股东：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度会议上滔滔不绝。用英国人的话说，我将“保持沉默”。
算是吧。
格雷格·阿贝尔将于年底接任。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以及一个的坦诚沟通者。祝他任期长久。
我会通过每年的感恩节致辞继续与你们以及我的孩子们谈论伯克希尔的情况。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们是一群非常特别的人，他们总是慷慨地与那些不如他们幸运的人分享自己的收益。我很享受与你们保持联系的机会。今年请允许我先回忆一下往事。之后，我会谈谈我伯克希尔股份的分配计划。最后，我会分享一些业务和个人方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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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感恩节的临近，我为自己活到 95 岁感到既感恩又惊讶。年轻时，这样的结果看起来希望渺茫。早些时候，我差点就死了。
那是 1938 年，当时奥马哈的市民认为当地的医院要么是天主教的，要么是新教的，这种分类在当时看来是很自然的。
我们的家庭医生哈雷·霍茨是个友善的天主教徒，他上门看病时总是背着一个黑色的医药包。霍茨医生叫我“小船长”，每次上门看病收费也不高。1938 年我肚子疼得厉害，霍茨医生来了，探查一番后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就会好的。
随后他回家吃了晚饭，还打了会儿桥牌。不过，霍茨医生始终忘不了我那些有点古怪的症状，当晚晚些时候便把我送到了圣凯瑟琳医院，给我做了紧急阑尾切除手术。接下来的三周里，我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修道院，也开始喜欢上了我的新“讲台”。我喜欢说话——没错，那时也是——修女们对我很友好。
最妙的是，三年级的马德森老师让班上的30个同学每人给我写一封信。我大概把男生们的信都扔了，而女生们的信我却反复读了很多遍；住院也有好处嘛。
我康复期间最开心的事——其实头一周情况还很危险——是我那亲爱的艾迪姨妈送我的一份礼物。她给我带来了一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马上给照顾我的修女们都采集了指纹。（我可能是圣凯瑟琳医院里她们见过的第一个新教徒孩子，她们也不知道该对我有什么期待。）
我的想法——当然完全是异想天开——是总有一天会有个修女犯了法，而联邦调查局会发现他们居然没有给修女们采集指纹。联邦调查局及其局长 J. 埃德加·胡佛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已为美国人所敬仰，我想象着胡佛先生亲自来到奥马哈来查看我那珍贵的指纹收藏。我还幻想我和 J. 埃德加能迅速找出并逮捕那个失足的修女。全国性的声誉似乎唾手可得。
显然，我的幻想从未实现。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我才发现，当时我本应给 J. 埃德加本人采集指纹，因为他后来因滥用职权而身败名裂。
嗯，那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奥马哈，那时我和其他小伙伴都渴望拥有一辆雪橇、一辆自行车、一副棒球手套和一辆电动火车。让我们来看看那个时代其他几个孩子，他们就住在附近，对我影响很大，但我很久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先从查理·芒格说起，他是我 64 年的好友。20 世纪 30 年代，查理就住在离我 1958 年起就一直居住的房子仅一个街区的地方。
早些时候，我差点就和查理成为朋友了。查理比我大6岁半，1940 年夏天他在祖父的杂货店打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挣2美元。（节俭是巴菲特家族的传统。）第二年我也在店里干过类似的工作，但直到1959年我才见到查理，那时他35岁，我28岁。
二战服役结束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然后永久定居在加利福尼亚。然而，查理却一直将自己在奥马哈的早年岁月视为人生的重要阶段。六十多年来，查理对我影响巨大，他是一位极好的老师，也是我保护有加的“大哥”。我们之间虽有分歧，但从无争执。他从不说“我早就跟你说过”。
1958 年，我买了我的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房子。当然，它在奥马哈，离我成长的地方（大致说来）约两英里，离我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杂货店约六个街区，开车到我工作了 64年的办公楼只需 6 到 7 分钟。
让我们来谈谈另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1968 年，斯坦将《奥马哈太阳报》（周报）卖给了伯克希尔，十年后应我的请求搬到了布法罗。当时伯克希尔旗下一家子公司拥有的《布法罗晚报》正与该市唯一的周日报纸的出版商——其早报竞争对手展开生死较量，而我们正节节败退。
斯坦最终打造出了我们新的《星期日》产品，此后数年，我们这项原本每年都在大量亏损的投资，每年（税前）的回报率都超过了100%。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笔3300万美元的投资对伯克希尔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资金。
斯坦在我家附近大约五个街区的地方长大。斯坦的一位邻居是小沃尔特·斯科特。沃尔特，您应该还记得，他在 1999 年将中美能源公司带到了伯克希尔。他还是伯克希尔的董事，直到 2021年去世，也是我的挚友。几十年来，沃尔特一直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慈善领袖，奥马哈和整个州都留下了他深深的印记。
沃尔特上了本森高中，我也原本打算去那所学校上学——直到 1942 年，我父亲出人意料地在国会竞选中击败了连任四届的对手。生活总是充满惊喜。
等等，还有更多。
1959 年，唐·基奥和他的年轻家庭住在离我家街对面、距离芒格家旧居约 100 码远的一所房子里。当时唐是一名咖啡推销员，但后来他成为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并且是伯克希尔公司的忠实董事。
我认识唐的时候，他一年挣 12000 美元，而他和妻子米基还要抚养五个孩子，这些孩子都得上天主教学校（学费不菲）。
我们两家很快成了挚友。唐来自爱荷华州西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奥马哈市的克雷顿大学。早年，他娶了奥马哈姑娘米基。加入可口可乐公司后，唐很快就在全球声名远扬。
1985 年，唐担任可口可乐公司总裁期间，公司推出了命运多舛的新可口可乐。唐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向公众道歉，并重新推出了“老”可口可乐。这一转变发生在唐解释说，寄给“至高无上的白痴”的信件会迅速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之后。他的“撤回”演讲堪称经典，可在YouTube 上观看。他愉快地承认，实际上可口可乐产品属于公众而非公司。随后销量大幅上升。
您可以在 CharlieRose.com 上观看唐的一次精彩访谈。（汤姆·墨菲和凯·格雷厄姆也有几段精彩的内容。）和查理·芒格一样，唐始终是个地道的中西部男孩，热情、友善，骨子里透着十足的美国味儿。
最后，出生于印度并在那里长大的阿吉特·贾恩（Ajit Jain）以及即将成为我们首席执行官的加拿大人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在 20 世纪末都曾在奥马哈生活了数年。事实上，在 20世纪 90 年代，格雷格就住在离我仅几个街区远的法纳姆街（Farnam Street），不过当时我们从未谋面。
难道奥马哈的水里有什么神奇的成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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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几岁时在华盛顿特区生活过几年（当时我父亲在国会任职），1954 年我在曼哈顿找到了一份我以为会干一辈子的工作。在那里，本·格雷厄姆和杰里·纽曼对我很好，我也结交了许多终生的朋友。纽约有着独特的魅力——至今依然如此。然而，仅仅一年半之后，在 1956 年，我还是回到了奥马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后来，我的三个孩子以及几个孙辈都在奥马哈长大。我的孩子们一直就读于公立学校（从同一所高中毕业，这所高中培养了我父亲（1921 届）、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西（1950 届），还有对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查理、斯坦·利普西、厄夫和罗恩·布卢姆金，以及1923 届的杰克·林格瓦尔特，他创立了国民赔偿保险公司，并于 1967 年将其出售给伯克希尔，成为我们庞大的财产险业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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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有很多伟大的公司、伟大的学校、伟大的医疗机构，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也都有才华出众的人。但我感到非常幸运，能有幸结交许多一生的朋友，能遇到我的两位妻子，在公立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年幼时就能结识许多有趣且友善的奥马哈成年人，还能在内布拉斯加州国民警卫队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总之，内布拉斯加州一直是我真正的家。
回首往事，我觉得伯克希尔和我之所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扎根于奥马哈。如果我出生在其他地方，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美国的中心地带是出生、养家和创业的绝佳之地。我出生时纯属运气好，抽到了一根长得出奇的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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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说说我的高龄。我的基因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家族长寿纪录（当然，追溯得越久远，家族记录就越模糊）一直是 92 岁，直到我打破了这个纪录。不过，我有睿智、友善且尽职尽责的奥马哈医生，从哈雷·霍茨医生开始，一直到现在。至少有三次，我的生命是被离家不远的医生们挽救的。（不过，我已经不再给护士们按指纹了。95 岁的人可以有很多怪癖……但也有个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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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老寿星这把年纪，得有极大的运气，每天都要躲过香蕉皮、自然灾害、醉酒或分心的司机、雷击等等，诸如此类的危险。
但幸运女神反复无常，而且——没有别的词能形容——极其不公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和富人得到的幸运远远超过了他们应得的份额——而这些幸运儿往往不愿承认这一点。有些豪门子弟一出生就获得了终身的经济保障，而其他人则在幼年时期就面临着地狱般的困境，甚至更糟的是，身患残疾，失去了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在世界上很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我可能会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我的姐妹们则会过上更糟糕的日子。
我于 1930 年出生在美国，健康、聪明、白人、男性。哇！感谢幸运女神。我的姐妹们和我一样聪明，性格还比我好，但她们的人生前景却大不相同。幸运女神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眷顾着我，但她可没空去照顾那些九十多岁的人。幸运也是有极限的。
时光老人却恰恰相反，随着我年岁渐长，他愈发觉得我有趣了。他战无不胜；对他而言，每个人最终都算在他的“胜者”名单上。当平衡感、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持续走下坡路时，你就知道时光老人就在附近了。
我步入老年的时间较晚——衰老的开始因人而异——但一旦出现，就无法否认。
令我惊讶的是，我总体感觉良好。尽管行动迟缓，阅读也愈发吃力，但我每周仍会在办公室工作五天，与出色的人们共事。偶尔，我会冒出一些有用的想法，或者有人向我们提出一些原本可能不会有的提议。由于伯克希尔的规模以及市场状况，好的想法不多——但并非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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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出乎意料的长寿却给我的家庭以及我慈善目标的实现带来了重大且不可避免的影响。
让我们来探究一下它们。
接下来是什么
我的孩子们都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分别为 72 岁、70 岁和 67 岁。指望他们三人——在很多方面都已达到巅峰——能像我一样延缓衰老，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为了提高他们在我指定的受托人取代他们之前处理完我几乎全部遗产的可能性，我需要加快向他们三个基金会的生前赠与。我的孩子们现在在经验和智慧方面都处于巅峰，但还未步入老年。这段“蜜月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幸运的是，调整方向很容易执行。不过，还有一个额外的因素需要考虑：我希望在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像我和查理那样对格雷格充满信心之前，保留相当数量的“A”类股。这种程度的信任应该不会太久。我的孩子们已经百分之百支持格雷格，伯克希尔的董事们也是如此。
如今这三个孩子都已成熟，头脑聪明，精力充沛，且富有本能，足以支配一大笔财富。在我去世很久之后，他们仍能活跃于世，这将是他们的优势所在。如有必要，他们可以采取既具前瞻性又具应对性的策略来应对联邦税收政策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他们很可能需要适应周围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死后遥控指挥向来成效不佳，而我从未有过这种冲动。
幸运的是，三个孩子都从母亲那里遗传了显性基因。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也逐渐成为他们思考和行为的更好榜样。然而，我永远无法与他们的母亲相提并论。
我的孩子们有三位候补监护人，以防出现任何意外死亡或残疾的情况。这三位候补监护人不分先后顺序，也不与任何特定的孩子绑定。他们都是杰出的人，对世事洞明。他们没有任何相互冲突的动机。
我已向孩子们保证，他们无需创造奇迹，也无需惧怕失败或失望。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也经历过。他们只需在政府活动和/或私人慈善事业通常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有所进步即可，同时要认识到这些财富再分配的方式也存在不足之处。
早些时候，我曾构想过种种宏伟的慈善计划。尽管我性格执拗，但这些计划最终都未能实现。在我漫长的人生中，我也目睹了政客们拙劣的财富转移、家族式的抉择，当然还有那些不称职或古怪的慈善家。
如果我的孩子们能干得不错，他们可以肯定，我和他们的母亲都会感到高兴。他们的直觉很好，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多年的实践经历，起初只是很小的数目，后来逐渐增加到每年超过5亿美元。
这三个人都喜欢长时间工作来帮助他人，只是方式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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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快向子女基金会捐赠的步伐，这绝不是因为我对伯克希尔的前景有了任何改变的看法。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远超我当初认为他应成为伯克希尔下一任首席执行官时对他的期望。他对我们的许多业务和人员的了解远胜于我，而且对于很多首席执行官都不曾考虑的问题，他也能很快掌握。无论您说的是一位首席执行官、一位管理顾问、一位学者，还是一位政府官员，我都想不出有谁能比格雷格更适合来管理您和我的储蓄。
例如，格雷格对我们的财产和意外险业务的潜在收益和风险的了解，远胜于许多长期从事这一业务的高管。我希望他的健康状况能保持良好几十年。如果运气好，伯克希尔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只需要五六个首席执行官。尤其要避免那些一心想着 65 岁退休、一心只想成为引人注目的富豪或者想要开创家族王朝的人。
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有时，母公司或子公司那位出色且忠诚的首席执行官会患上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使人衰弱且长期缠身的疾病。
查理和我曾多次遇到这个问题，但都没有采取行动。这种失败可能会酿成大错。董事会必须在首席执行官层面保持警惕，首席执行官也必须在子公司层面保持警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可以举出过去一些大公司发生过的例子。我所能建议的只有董事们要保持警觉并敢于发声。
在我有生之年，改革者试图通过要求披露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的对比来让首席执行官们难堪。于是，委托书声明的篇幅迅速从 20 页左右膨胀到 100 多页。
但这些善意的举措并未奏效，反而事与愿违。据我观察，多数情况下，A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看到竞争对手 B 公司的情况后，便向董事会暗示自己应该获得更高的薪酬。当然，他还提高了董事们的薪酬，并且在薪酬委员会的成员选择上也格外谨慎。新规定引发的是嫉妒，而非节制。
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让那些非常富有的首席执行官们感到烦恼的往往是，其他首席执行官们变得更富有了。嫉妒和贪婪总是相伴相随。又有哪位顾问会建议大幅削减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或董事会的报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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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伯克希尔旗下企业的前景略好于平均水平，其中不乏几颗规模可观且彼此关联度不高的璀璨明珠。然而，十年或二十年之后，会有许多公司比伯克希尔表现得更好；我们的规模也带来了不利影响。
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灾难的可能性比任何我所了解的企业都要小。而且，伯克希尔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比几乎所有我熟悉的公司都更注重股东利益（我见过的公司可不少）。最后，伯克希尔的经营方式始终会使其存在成为美国的财富，而不会从事那些会使其沦为乞求者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经理们应该会变得相当富有——他们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但他们并不渴望建立世袭财富或追求那种引人注目的财富。
我们的股价会反复无常，有时会下跌 50% 左右，就像在现有管理层领导下 60 年里发生的三次那样。别灰心，美国会复苏，伯克希尔的股票也会回升。
最后的几点想法
或许这是一条自利的观察。我很高兴地说，我对自己的后半生比前半生更满意。我的建议是：别为过去的错误自责——至少从中吸取一点教训，然后继续前行。改进永远都不晚。找到合适的榜样并效仿他们。你可以从汤姆·墨菲开始，他是最棒的。
还记得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吗？他后来因设立诺贝尔奖而闻名，据说他曾读到过自己被误印的讣告，那是他哥哥去世时，报社搞错了，误登的讣告。他读到的内容令他大为震惊，于是意识到自己应该改变行为。
别指望新闻编辑室会搞错：想好你希望自己的讣告写些什么，然后就去努力活出那样的人生。
伟大并非源于积累巨额财富、获取大量曝光或在政府中掌握巨大权力。当你以成千上万种方式帮助他人时，你就在帮助这个世界。善举无需付出代价，却无比珍贵。无论你是否信教，作为行为准则，黄金法则都难以被超越。
我写下这些，作为一个曾无数次粗心大意、犯下许多错误的人，但也很幸运地从一些很棒的朋友那里学到了如何更好地为人处世（尽管离完美还差得很远）。请记住，清洁女工和董事长一样，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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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所有读到这段话的人感恩节快乐。没错，包括那些讨厌鬼；改变永远都不晚。别忘了感谢美国为你提供了最大的机会。但美国在分配回报时——不可避免地——是反复无常的，有时甚至是唯利是图的。
慎重选择你的榜样，然后效仿他们。你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你总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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